刘波:如何对比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伊斯兰的成败

中正网2019-06-17 21:07:07

文/ 厄内斯特•盖尔纳

译/ 刘波


【译者按】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1925-1995)是英国哲学家、社会人类学家。在这篇发表于1990年代的发言中,他作为一个中立的、既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也不信仰伊斯兰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与伊斯兰的成败做了一番对比。“冷战”后伊斯兰相比于其他宗教的逆势崛起,对传统的“世俗化”理论构成了挑战。盖尔纳在本文中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参照系,对伊斯兰的成功做出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


在他看来,伊斯兰成功的原因是,其“高级传统”具有与现代社会的相容性,同时,穆斯林在面对西方兴起的冲击时,可以通过复归于自身的“高级传统”,而避免其他非西方文化在“西方化”与“回归传统”之间纠结的心理痛苦与两难困境。尽管发表于1990年代,以1979年伊朗革命为主要观察对象,但放在今天的语境下,此文也不乏现实意义,有助于我们对当今情势的理解。

 

本世纪有两大事件显然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一个是伊斯兰的成功。我不信这两种信仰的任何一个。本文使用的语言是分析性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并不暗示在绝对意义上对二者做出认可或批判。我以同情心关注着这两个体系所涉及的人们的命运,本文只是我作为一个社会观察者的判断。

 

我们先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以及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常被比作宗教,我觉得这是对的。它有基恩(Keane)教授所说的高等宗教的许多特征。不过我觉得基恩说的稍微有些窄:他重视以信仰、信条为核心的宗教,相对轻视主要表现为仪式、传统与非严格信条的宗教。马克思主义有很多宗教的特征。它提供了一幅宇宙与社会的完整图景,并将宇宙和社会结合在一起,从而将社会秩序、社会正义视为这个完整图景的必然结果。简言之,它为人类提供了一条救赎之路。不同于其他宗教的是,它宣称是彻底世俗的、现世的。它不承认超验的东西,事实上它否认超验性的存在。我认为,毫不区分神圣与世俗,正是它的致命伤所在。矛盾的是,它是一种世俗的宗教。

 

然而,正如我们在过去数年间所发现的那样,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未能表现出与宗教的相似性——它没有牢牢吸引人心的巨大力量。当其他信仰体系遭遇一场政治败局时,无论如何,都至少会有部分信奉者继续追随。那些有特定世界观、从小在其熏陶下长大、结合对环境的考察来理解该世界观的人,不会轻易与其决裂。宗教就像爱情,你不可能一晚上就忘得一干二净。即使环境已变得对你的信仰不利,信仰还是会追着你不放。

 

但在马克思主义身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根据我的计算,在曾经存在的“莫斯科区域”(以莫斯科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所影响的区域),现在已经有了29个国家,15个在苏联,五个在南斯拉夫,其余的在其他东欧国家。在这个区域,现在虽然有人因为过去稳定而怀念过去,但似乎没有人怀念马克思主义。我说的没有人就是真的没有人,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思念。总之,马克思主义未能表现出其他宗教的成功。这是为什么?当然就像对大多数问题的回答一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我不知道。但是,我准备提出一个假说,解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令人意外地缺少持久的吸引力。

 

马克思主义具有深深的泛神论特征。泛神论坚信存在一个单一的世界:一切形成一个巨大的统一体,当救赎到来时(马克思主义承诺救赎),救赎将是普遍、完整的。经常有人说,没有宗教人活不了。这或许对,或许不对,但这是个惯常说法,确有一定道理。不过,我要提出一个不太常见的说法:没有世俗的东西,人类和社会就无法存活。社会上必须有一些东西是非神圣的。这是伟大的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来的。他曾考虑把生活分为神圣的和世俗的两部分。他偶然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神圣和世俗都是不可或缺的。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头简单来说涉及斯宾诺莎、黑格尔和马克思。斯宾诺莎是最伟大的泛神论者。斯宾诺莎描述了坚信神的人如何坚定地废除了神圣与世俗之分,为什么说整个世界都是一般无二地神圣的,只有一个无处不在的神。这就是泛神论的世界观。黑格尔继承该观念后,将其历史化,但认为这个巨大的统一体是在世界历史中展现自身的。马克思又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这一观念,并赋予其唯物主义与经济内涵。马克思主义兴起时,俄罗斯和东欧大部分地区都处在一场争取平等、摆脱欠发达状态的斗争之中,而马克思主义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当时看起来似乎行得通的蓝图,承诺他们将会赶超,实现自我价值。

 

在考察苏联历史时,我惊奇地发现,斯大林时代难以言喻的恐怖,并没有侵蚀人们对这种宗教的信心。例如,我比较仔细地研究了安德烈•萨哈罗夫的回忆录——他代表着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之一。他的回忆录很能说明问题:当时,尽管他鄙视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具体主张,但他仍然相信这种整体的世界观。从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境况发生的彻底变化。这种世界观必然是血腥、野蛮的,而一个人可能以为它服务为由,做出任何事情,就像萨哈罗夫那样,使用奴隶劳动和压迫,来为苏联制造氢弹。

 

后来萨哈罗夫变成了一个异议分子。促成他转变的原因,既有苏联社会的不公正,也有科学伦理遭受的侵犯。“李森科主义”是他转变的主要原因。但有意思的是,他至死都没有彻底转变,虽然他显然熟悉那个时代的所有恐怖。最终导致苏联民众思想转变、远离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是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而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腐化和低效。也就是说,相互残杀是可以接受的,但相互贿赂是令人无法忍受的。

 

为什么?为什么一种相对较轻、在大多数社会都很常见的罪过,是如此的令人厌恶?我认为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将包括经济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都神圣化了,把经济奉为保障社会正义的圣礼,这使得腐败极大地动摇了人心。于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当盖子最终被揭开时,所有人都惊喜地发现,皇帝没穿衣服,其他人也没穿衣服。可怕的胡乱谋杀和大规模的恐怖都没能致使马克思主义信仰死亡,但当经济生活的真相被揭示时,它却死了。原因恰恰在于,经济生活被神圣化了。所以,在其他方面类似于宗教的马克思主义,未能像其他宗教那样,长久地赢得人心。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时代另一个有趣的重大现象——伊斯兰的胜利与成功。社会科学界最常见的命题之一是世俗化命题:在工业化、科学化社会的通常环境中,宗教对社会和民众的影响力会不断衰减。该命题大体上成立,但有一个重大的例外——伊斯兰。在过去几百年里,伊斯兰教对穆斯林的影响不但没有衰减,反而增强了。这是世俗化命题的一个显著反例。像马克思主义一样,这是一个迷人的理论问题,可以为我们理解一些现实、伦理与政治问题提供背景知识。

 

我将谦恭地尝试对该现象做出一种解释。现在,西方对伊斯兰的活力认识不足,因为西方主要是藉霍梅尼革命而注意到伊斯兰的活力的。毫无疑问,伊朗革命是伊斯兰的社会与政治活力最引人注目的表现,但尽管如此,有意思的是,这场革命仍是非典型的,把目光集中在它身上,可能导致错误的认知。早在这场革命之前,伊斯兰就展现出社会与政治活力,伊朗革命并不是这种活力的唯一表现。

 

如何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伊斯兰兴起的反向潮流?我建议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高等宗教的性质,另一个是发展落后的危机。我先谈第二个因素。发展落后是指,一个社会因科技落后而在经济和军事上落后,从而忍受着政治上的屈辱。过去200年里,现代生产科技与武器科技的收益在各国间分配不均,导致了一种有意思的失衡现象:先受益于科技力量的国家,相对实力大幅度提升,后发国家则暂时处于下风。这是过去200年历史的关键特征之一。那么,对于发展落后状态,一个社会通常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我认为最典型的反应是,出现西方化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张力。许多欧洲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反应,但最好的例子是19世纪的俄罗斯。这种反应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表达。一种表达是,你可以说:“那些西方混蛋很强大,我们得学他们的秘诀,用他们的武器来反击他们。”接下来,你显然得探究他们强大实力的秘诀:宪政?民主?科学?具体的分析各有不同,但结论都是,你要通过模仿你的敌人来弥补差距。这是一种理性的策略,但它有一种精神方面的缺点:你得摒弃自身的本土传统,这在心理上是很痛苦的。要说自己的祖先大错特错,是很不容易的。一些西方国家做到了这一点,但过程仍很痛苦。

 

另一种表达是:“不但那些西方人是混蛋,而且美德还在我们这边。”人们会试图将自身传统美化。但人们通常很难将政府美化,因为政府一般会在传统主义和部分弃绝传统之间摇摆不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把某些本土大众文化美化、理想化。

 

在俄罗斯的例子中,朴素的农民灵魂被理想化了。在俄罗斯人看来,朴素的农民信仰蕴含着巨大的美德,弥补了其可能在技术方面存在的不足。事后来看,马克思主义对东欧和俄罗斯的吸引力很容易理解,因为它能同时实现两个功能。一方面,它将人类本质中的终极美德彻底神秘化、理想化了,另一方面,它又承诺要赶上甚至取代西方,而且不沾染即将导致西方毁灭的缺陷。显然,这种极佳的结合很有吸引力。但最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结果是灾难性的。其原因除了我已阐述的之外还有一个:在科技飞速进步的计算机化时代,在第四次甚至第五次工业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所建议的社会组织方式缺乏效率。

 

这就是我对后发社会两难困境的大体分析。全世界都经历过这一过程。可以说,法国启蒙时代也是后发社会危机的一个例子。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是这么想的:“为什么英吉利海峡对岸的那些混蛋,那个小店主组成的国家,能不断地打败我们?”他们的回答是:“在社会组织方式方面,他们肯定掌握了某种法国人所不知道的秘诀。”虽然当时还没有发展落后状态这个概念,但法国当时的确处在这样的处境中。

 

接下来的问题是,作为一种高等宗教,伊斯兰有什么样的显著特征?我说的高等宗教是指:有经文,有一套教义,有一群职业的核心释教者。我认为所有的高等宗教内部,都会出现高级类型与大众类型之间的张力。这在伊斯兰教有一种非常具体的表现形式。伊斯兰的高级类型是学者的信仰,坚守一神论,是纯粹的、清教徒式的、精神化的,反对中介,反对等级化。这是一种平等主义的宗教,强调真主的统一性、信道者与真主关系的对称性,伦理上要求恪守教规,而非忠于特定的个人。它非常不认同中介,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这种使用中介之罪(译者注:“以物配主”)。相比而言,大众类型的宗教更多表现为神秘仪式和等级制,膜拜在世的圣人,将其作为神的代理人。

 

如果我对穆斯林历史的解读正确的话,在伊斯兰历史上,一直存在着这两种类型之间的紧张。有时二者和谐共处,相互渗透,有时冲突,而冲突通常表现为:伊斯兰复兴运动试图建立真正的学者式信仰,反对腐化的大众式信仰。后来,又出现了西方的冲击。当然,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有早有晚,比如在埃及是拿破仑入侵,在摩洛哥是1912年法国入侵,而在也门等地的时间更晚。

 

在遭受西方化冲击时,穆斯林社会可以自我改革,而不必面对欧洲人曾经面对的那种两难困境——是西方化还是将大众文化理想化。这是因为,伊斯兰可以复归于自身的高级类型,该类型一直受到尊崇而未得到彻底遵行。穆斯林常认为,这一高级传统可追溯到先知及圣伴时代。我觉得这一说法从历史角度看不可信,因为当时的环境完全不同。但毫无疑问,伊斯兰确实有一套完善的本土古老传统,其许多特征都可以与现代环境兼容,如魔幻性程度很低,仪式化程度很低,奉行平等主义等等,从而赋予这种传统以一种“国际性尊严”。这些特征尤其适合正在进行自我改革,在工业、经济和科学方面追赶先进国家的社会。与其他等级性更强、繁文缛节更多的宗教相比,伊斯兰与现代环境更相容。简言之,伊斯兰世界不会陷入其他后发社会普遍面临的那种两难困境。

 

我们再看看“原旨主义”。“原旨主义”的定义具有两面性。原旨主义要求严肃对待宗教的信条与要求,教义怎么说的,就是什么意思,不增不减。而在这种严格解释原则的反面,则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西方的做法,认为宗教的意思并不是字面上的,字面上的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基督教的创始人,在对像加利利的农夫、渔夫这样的未受过教育的人讲话时,不得不使用朴实的语言,因为假如与其谈论现代哲学,他们不会理解。然而他的真实意思是最新的哲学思想。这是一种通俗化的基督教。每过一代人,该观点都得到重述,传递一个基本信息:教义的意思并不是它所说的,而是最新的先知用简单的、渔夫都能听懂的语言所传达的蕴意。另一种做法则是神秘主义:教义的意思是隐藏的,是由一种特殊的秘密方式组织起来的。

 

伊斯兰原旨主义同时反对这两种做法。一方面,它反对与使用中介的大众习俗结盟,另一方面,它强化内在真理与外在真理的区别。根据我的分析,伊斯兰的力量正在于这种原旨主义,伊斯兰在严肃对待教义的意义上自我修正,将简洁的一神论与一套指导社会生活的严格规则结合起来。

 

但是,如果我的分析是对的,为什么最鲜明的原旨主义形式出现在了伊朗?这似乎与我的命题相悖,因为伊斯兰早期历史分化中形成的什叶派,显然是在神学上最偏右的一派,最热衷于个人崇拜和繁文缛节。

 

我对这个疑问的回答是:尽管个人崇拜和烈士崇拜曾是霍梅尼进行政治动员的极有力的工具,但他在成功后就迅速将其抛弃。霍梅尼所做的,其实是将伊斯兰教逊尼化了。我研读过霍梅尼著作的英文译本,是由他的助手、归信伊斯兰教的威尔士人阿尔加(Algar)翻译的。在我看来很清楚的是,霍梅尼设想的伊斯兰共和主义的社会与政治准则,是从个人崇拜转向了法律崇拜,换言之,是转向了逊尼派教义。

 

霍梅尼并不否认隐遁的伊玛目的权威,但是委婉地说,霍梅尼让伊玛目“退休”了。伊玛目其实在政治上是无关紧要的,宗教方面真正重要的是执行法律。当伊玛目回归时,权柄自然会是他的,他将接管政府,但在此之前,法律必须由最称职的人来施行,那就是法律学者了。在伊玛目回归之前和回归之后,他们都将严格执行法律,既不过轻,也不过重。从政治角度看,伊玛目回归的意义几乎无关紧要。霍梅尼并不赞同圣徒崇拜。所以,尽管没有在事实上废除个人崇拜,但霍梅尼将个人崇拜转变为了法律崇拜,在我看来,法律崇拜与个人崇拜,是逊尼派教义和什叶派教义的关键区分。

 

我们再回头看看伊斯兰与马克思主义的对比。在此我又与基恩教授有一点有趣的小分歧。基恩教授指出,伊斯兰不仅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社会生活秩序。的确如此,但是,作为一种秩序,伊斯兰并没有把社会生活彻底神圣化。例如,在经济生活的规范方面,伊斯兰有一个大体框架,为人们提供基本指导,但并不认为经济生活本身是神圣的。

 

换言之,穆斯林在宗教热情较低时,可以退回到一个世俗的领域里。而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将经济神圣化了,所以在它扮演宗教的角色时,它把人类的这个领域给剥夺了。马克思主义的仪式和象征物有拖拉机、强壮的工人、庞大的社会主义水坝等。经济生活为马克思主义这种宗教提供了圣礼。但当经济生活最终腐化并变得明显低效时,马克思主义就崩溃了。我认为,苏联最终自我毁灭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苏联人发现,西方资本主义是可以被取代的,但不是被他们;正在取代资本主义的人是东亚的儒家信徒,而不是欧亚大陆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发现致使苏联人丧失信心,导致苏联体制的自我解体——该体制未能向人们提供一个在厌倦时可以退回的空间。

 

而伊斯兰提供了一个这样的空间,这正是它成为一种可维系的现代宗教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它有一套与现代环境相适应的教义,严格指导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它又尊重社会正常运行所需要的社会分工。二者的结合是它成功的原因。

 

【认为东亚的儒家信徒,能取代资本主义,是一群既不懂儒家思想,又不懂资本主义的无知庸众。资本主义是法治,儒教垃圾是“人”治。儒家信徒,若取代资本主义,就是中国退化到动物丛林,一如它数千年,向人类昭示的耻辱、罪恶、朽烂的肮脏状态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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