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文】刘波 译:宗教是暴力之源吗?

中正网2019-03-22 19:57:33

刘波 译


译者按:在当前围绕伊斯兰的争论中,一种非常流行(也许更多是在社会舆论而非在专业学者当中)的说法是,伊斯兰社会应该变得更加“世俗化”,其“暴力性”或“激进性”才会降低。这一说法或多或少地源于人们对西方现代化经历的解读。然而或许令人困惑的是,在这种强势话语的冲击下,穆斯林的宗教虔诚与热情不仅没有减退,反而在不断上升,伊斯兰教不但在其传统地域兴起,而且在欧美国家发展迅速。


这不是因为穆斯林“固执”,而是由于伊斯兰教自身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人们,伊斯兰教具有很强的独特性,套用西方的“世俗化”范式来理解伊斯兰问题,也许凿枘不投。在本文中,英国宗教学者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回溯西方世俗化的历史,认为世俗化是欧洲独特历史条件的产物,欧洲“宗教战争”期间的暴力既有宗教性也有政治性,通常密不可分,而继起的世俗民族国家,在很多时候表现地更加偏执、暴力。她认为,简单地把“世俗化”视为解药,甚至以强力推行“世俗化”,往往会适得其反,激起极端主义。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翻译本文并不意在提供某种定论,这是讨论的开始而非结束。事实上,对“世俗”与“宗教”的规范性、制度性区分,是一个实践过程,这两个概念也可以在实践中展现出丰富的意涵,不同人可以以其来指代不同的事物、愿景。但毫无疑问,从历史角度去解构、重构这些概念,发现事物的真相而不是在语词的皮相中打转,不仅可以深化我们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改变现状。

 

伊斯兰国(ISIS)的士兵正在中东肆虐,撕裂欧洲殖民者撤离时创立的两个现代民族国家——叙利亚和伊拉克。目睹此景,我们也许很难相信自己生活在21世纪。惊慌的难民纷纷逃亡,不分青红皂白的野蛮杀戮,这景象直接让人想起席卷罗马帝国的蛮族部落,或者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他们在中国、安纳托利亚、俄罗斯和东欧横冲直撞,毁灭一座座城市,屠杀其居民。只有炸弹再次投向中东城镇(这一次是由美国及其一些阿拉伯盟国投下)这样的已让人产生视觉疲劳的景象,以及关于另一场越南战争的悲观预言,才能提醒我们,这其实是一场很现代的战争。

 

这些“圣战者”在斩首那些落难者时引用《古兰经》的语句。他们的暴行,令人产生另一种显然也很现代的忧虑:宗教与暴力之间的联系。这些暴行似乎在证实“新无神论”最突出代表者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的话:“大多数穆斯林被他们的信仰彻底弄疯了”;“宗教本身造成了一种虚妄的团结性,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法来削弱这种团结性。”很多人会同意理查德·道金斯在《上帝错觉》中写的:“只有宗教信仰能在原本理智可敬的人身上激发出如此彻底的疯狂。”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哈里斯和道金斯的说法太极端化,但即使是这些人,也会本能地认为,宗教里有固有的暴力本质,必然会使冲突激化,因为一旦交战者都坚信神在自己一边,他们就不会妥协,暴行就会泛滥。

 

尽管巴拉克·奥巴马和大卫·卡梅伦都坚定地表示,ISIS无法无天的暴行与伊斯兰教毫无关系,但仍有很多人不同意,甚至会被这种说法激怒。在西方,我们从痛苦的经历中知道,宗教似乎总是会激发狂热的偏执,这只能通过一种途径化解: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自由主义国家。我们认为,再也不能容许这种不宽容的激情干预政治生活了。然而,为什么穆斯林面对他们当前的问题,就不愿认同这种符合逻辑的解决方案呢?为什么他们顽固地坚守神权政治这种明显恶劣的想法呢?简言之,为什么穆斯林无法进入现代世界?原因肯定是他们原始的、返祖的宗教。

 

但我们也许应该问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样的意识:宗教是纯粹的私人事务,与其他人类活动、尤其是政治截然不同。毕竟,战争与暴力一直是政治生活的特征,而只有我们西方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政教分离是和平的必需。我们认为世俗主义是理所应当的,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是任何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但是,政教分离其实是一种独特的创制,是一系列特定历史条件的结果。如果我们以为,政教分离会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任何文化中以同样的方式发展出来,这种想法将是错的。

 

我们现在把世俗国家视为理所应当,所以难以体会到其新颖性,而在现代之前,在西方人的世界观里,并没有任何“世俗”的制度和“世俗”的国家。这些理念要发展起来,需要人们对宗教形成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一种仅仅由现代西方持有的理解。在其他文化中,绝没有这样的概念,而且在18世纪之前,甚至对欧洲天主教徒来说,这一概念也是不可理喻的。其他语言中可以翻译成“宗教”的词语,总是指代一些更模糊、更宽泛、更具包容性的东西。阿拉伯语的din指代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梵语的dharma既有虔诚的意思,也有法律、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意思。希伯来人的《圣经》里没有“宗教”这一抽象概念。遵守犹太法典的拉比无法用一个单独的词汇或术语来定义宗教信仰,因为犹太法典明确规定所有人类生活都是神圣的。《牛津古典辞典》明确写道:“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都没有和英语的religion、religious对应的词汇。”事实上,以现代西方的标准、把宗教视为一种纯粹私人事务的文化只有一个,那就是新教。这种观念,以及西方人对“宗教”的认识,都是早期现代史导致的结果。

 

传统的信仰并不鼓励人们远离政治。那些谨守神殿的仪节却漠视穷人、受压迫者的苦难的人,遭到以色列众先知的谴责。耶稣的著名箴言“凯撒的归凯撒”,并不是呼吁政教分离。在1世纪的巴勒斯坦,几乎所有反抗罗马的起义,都源于一种信念:以色列大地及其一切物产都属于神,没有什么可以给凯撒的东西。当耶稣在神殿里掀翻兑换银钱者的桌子时,他并不是在呼唤一种更为精神化的宗教。之前的500年里,神庙一直是帝国统治的工具,是呈奉给罗马的贡物的储存之所。所以在耶稣看来,那是“盗贼的巢穴”。《古兰经》的基本讯息是,积攒私人财富是错的,分享你的财富,以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可敬的社会才是对的。甘地也会赞同,宗教事务具有神圣的意义。他说:“那些说宗教与政治毫无关系的人,并不理解宗教的真实含义。”

 

宗教暴力的神话

 

在现代之前,宗教并不是与其他人类活动截然两分的单独的活动,而是渗透到所有活动之中,包括经济、国家建设、政治和战争。在1700年之前,人们不可能说出“政治”和“宗教”的边界在哪里。十字军当然是受到了宗教热忱的鼓舞,但也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教皇乌尔班二世鼓励基督教骑士入侵穆斯林世界,以向东方扩张教廷的权力,还想创建一个控制基督教欧洲的教皇国。残酷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为了在一场撕裂社会的内战之后,在面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迫在眉睫的威胁的时刻,确保西班牙的国内秩序。与此类似,欧洲历次宗教战争与“三十年战争”,尽管都是源于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教派争执,但其暴力性却反映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之痛。

 

正是16-17世纪的欧洲战争,使人们产生“宗教暴力的迷思”。有人说,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激于“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狂热,在毫无理性的战斗中相互屠杀,造成中欧地区35%的居民死亡。然而,虽然参战者们肯定觉得这是宗教性的生死之战,但这些战争也是两群国家构建者之间的冲突:德意志的王公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国王,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交兵。查理五世想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模板,建立一个横跨欧洲的霸主国。

 

如果这些宗教战争的驱动力只是教派偏执,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就不可能在同一方作战,然而这样的情况却经常发生。天主教的法国不断地与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作战,一些新教王公也经常援助哈布斯堡王朝。在1562-1598年的法国宗教战争和“三十年战争”期间,交战各方动不动就跨越信仰界限,以至于我们区分不出哪些是“天主教”国家,哪些是“新教”国家。这些战争既不仅仅是宗教性的,也不仅仅是政治性的。这也不是国家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无法以合理的方式把宗教原因与社会原因区分开来。人们为了不同的社会愿景而战,但他们无法、也不会区分这些冲突中的宗教因素与世俗因素。直到18世纪,试图把这两种因素区分开来,都无异于从一杯调和酒中析出杜松子酒。

 

到“三十年战争”结束时,欧洲人已经驱散了帝国统治的阴影。欧洲将分为一系列小国,各自在其领土上拥有主权,各自由其职业军队保护,由专制君主统治。这也许为后来的国家间战争埋下了伏笔。新的政治结构开始令教会降至附属地位,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宗教势力转移到了君主手中。当“世俗化”这个新词在16世纪末被创造时,它最初的意思是“把财货从教会手中转移到俗世中”。这是一场全新的实验。世俗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发现了一项自然法,而只是一个偶然的进程。它能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扎下根来,是因为它反映了新的、将教会逐出政府的权力结构。

 

由于这些变化,人们需要对宗教形成新的认识。这种新认识是由马丁·路德提供的,他是第一个提议政教分离的欧洲人。中世纪的天主教本质上是一种社团信仰,大多数人在群体生活中体验神圣性。但在路德看来,每个基督徒都站在他的上帝面前,依靠他的《圣经》。对人类罪性的敏锐感觉,使路德在16世纪初就鼓吹专制国家——专制国家要到100年后才变成政治现实。在路德看来,国家的首要责任就是用武力来约束邪恶的臣民,“就像用铁链和绳索捆绑凶残的野兽一样”。独立自治的国家,是独立自治的人的反映。路德把宗教视为一种主观性的、私人的、不由国家来管理的事务,这成为现代世俗理念的基石。

 

但路德对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这发生在宗教战争的早期)的反应表明,世俗化的政治理论,不一定是一种促进和平与民主的力量。在这场战争中,农民反抗德意志王公的集权政策,试图维护他们的传统权利,但遭到国家的无情屠戮。路德认为,农民们犯了混合宗教与政治的大罪:农民命里注定要受苦,就应该逆来顺受,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路德坚称:“在一个尘世的王国里,必然要有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一些是自由的,另一些不自由,一些是领主,另一些是臣民。”于是,路德要求王公们“让所有能打仗的人击刺和杀戮,无论是秘密还是公开地做,都可以。记住,反叛是最具毒性、恶魔性和有害性的行为。”

 

自由主义国家的诞生

 

到了17世纪晚期,哲学家构建出了一种更为温和的世俗理念。在约翰·洛克看来不言而喻的是:“教会与社会截然不同。双方之间的边界是固定的、不可更易的。”在洛克看来,宗教与政治的分离,“绝对和永久性的绝缘”,是由世界的本质规定的。然而,自由主义国家是一种激进的创新,就像源于西方、迅速改变世界的市场经济一样,具有革命性。洛克坚持认为,由于“宗教”会激发狂暴的激情,所以将其与政府分离,是建立和平社会的“首要前提”。

 

因此洛克坚定地认为,自由主义的国家不能容忍天主教徒与穆斯林。洛克谴责说,天主教徒和穆斯林将政治与宗教混合的做法是危险的、悖谬的。洛克是天赋人权理论的主要倡导者。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者是天赋人权理论的先驱,《美国独立宣言》第一版将天赋人权定义为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但是,在世俗化理念出现时,欧洲正在新大陆殖民,而该理论显然影响了西方人看待被殖民者的态度。就像在今天一样,在流行的世俗意识形态看来,穆斯林社会因为无法区分宗教与政治,所以具有无法补救的缺陷。

 

这造成了一种逻辑上的不连贯性。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者看来,这些天赋权利是不能扩展到新大陆的土著身上的。事实上,他们认为,对这些不顺从欧洲规范的土著,施以惩罚是正当的。16世纪,牛津大学民法学教授艾勃里科·真提利斯(Alberico Gentili)论称,没有被耕种的土地,就像欧洲历史上的做法一样,应被视为“无主地”,“夺取这些无主地应被视为自然法则”。洛克也认为,土著没有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他宣布,美洲的“君王”没有对其领土的合法所有权。洛克还赞同主人对奴隶拥有“绝对、独断、专制的权力”,包括“随时杀死他的权力”。

 

世俗主义的先驱似乎和早前的宗教先驱一样,染上了同一种坏习气。世俗主义本来是要建立一种和平的世界秩序,但因为教会已经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密不可分,所以世俗秩序只能以武力的方式来创建。在北美,由于没有根深蒂固的贵族政府,人们相对轻松地解除了各教会的政治地位。但在法国,人们只能以直接攻击的方式来压制教会。法国的政教分离绝不是一个自然的、正常的过程,而是造成了伤痛与恐惧。

 

法国革命期间,1789年11月2日成立的新国民大会的最初立法之一,就是没收所有教会财产,以其偿付国家债务。对教会的财产剥夺、羞辱与边缘化,与世俗化相伴随。1792年又发生了9月大屠杀,暴民冲击巴黎监狱,杀死了2000-3000名犯人,很多是教士。1794年初,巴黎出动了四支革命军,镇压旺代的暴动。这些暴动者反对新政府的反天主教政策。军队接到的命令是,对暴动者格杀勿论。据说,在这场战争结束时,弗朗索瓦-约瑟夫·韦斯特曼(François-JosephWestermann)将军这样向上级汇报:“旺代已不复存在。我们用马蹄践踏了旺代的儿童,杀掉了女人……道路上遍布尸体。”

 

讽刺的是,革命者一废除旧宗教,就马上发明了新宗教。他们的新神是自由、自然和法兰西国家。他们用艺术家雅各·路易·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设计的独特仪式来膜拜这些神。在理性女神像被奉上巴黎圣母院最高祭坛的同一年,这个新国家陷入恐怖的海洋。在毫无意义的流血中,1.7万个男人、女人和儿童被处决。

 

为国家奉献生命

 

1807年拿破仑的大军入侵普鲁士时,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也呼吁国人为“祖国”献身。在他看来,祖国是神圣性的表现,是人民精神的蓄积之所。如果把神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