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文】刘波 译:宗教是暴力之源吗?

中正网2018-11-12 12:00:48

刘波 译


译者按:在当前围绕伊斯兰的争论中,一种非常流行(也许更多是在社会舆论而非在专业学者当中)的说法是,伊斯兰社会应该变得更加“世俗化”,其“暴力性”或“激进性”才会降低。这一说法或多或少地源于人们对西方现代化经历的解读。然而或许令人困惑的是,在这种强势话语的冲击下,穆斯林的宗教虔诚与热情不仅没有减退,反而在不断上升,伊斯兰教不但在其传统地域兴起,而且在欧美国家发展迅速。


这不是因为穆斯林“固执”,而是由于伊斯兰教自身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人们,伊斯兰教具有很强的独特性,套用西方的“世俗化”范式来理解伊斯兰问题,也许凿枘不投。在本文中,英国宗教学者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回溯西方世俗化的历史,认为世俗化是欧洲独特历史条件的产物,欧洲“宗教战争”期间的暴力既有宗教性也有政治性,通常密不可分,而继起的世俗民族国家,在很多时候表现地更加偏执、暴力。她认为,简单地把“世俗化”视为解药,甚至以强力推行“世俗化”,往往会适得其反,激起极端主义。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翻译本文并不意在提供某种定论,这是讨论的开始而非结束。事实上,对“世俗”与“宗教”的规范性、制度性区分,是一个实践过程,这两个概念也可以在实践中展现出丰富的意涵,不同人可以以其来指代不同的事物、愿景。但毫无疑问,从历史角度去解构、重构这些概念,发现事物的真相而不是在语词的皮相中打转,不仅可以深化我们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改变现状。

 

伊斯兰国(ISIS)的士兵正在中东肆虐,撕裂欧洲殖民者撤离时创立的两个现代民族国家——叙利亚和伊拉克。目睹此景,我们也许很难相信自己生活在21世纪。惊慌的难民纷纷逃亡,不分青红皂白的野蛮杀戮,这景象直接让人想起席卷罗马帝国的蛮族部落,或者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他们在中国、安纳托利亚、俄罗斯和东欧横冲直撞,毁灭一座座城市,屠杀其居民。只有炸弹再次投向中东城镇(这一次是由美国及其一些阿拉伯盟国投下)这样的已让人产生视觉疲劳的景象,以及关于另一场越南战争的悲观预言,才能提醒我们,这其实是一场很现代的战争。

 

这些“圣战者”在斩首那些落难者时引用《古兰经》的语句。他们的暴行,令人产生另一种显然也很现代的忧虑:宗教与暴力之间的联系。这些暴行似乎在证实“新无神论”最突出代表者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的话:“大多数穆斯林被他们的信仰彻底弄疯了”;“宗教本身造成了一种虚妄的团结性,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法来削弱这种团结性。”很多人会同意理查德·道金斯在《上帝错觉》中写的:“只有宗教信仰能在原本理智可敬的人身上激发出如此彻底的疯狂。”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哈里斯和道金斯的说法太极端化,但即使是这些人,也会本能地认为,宗教里有固有的暴力本质,必然会使冲突激化,因为一旦交战者都坚信神在自己一边,他们就不会妥协,暴行就会泛滥。

 

尽管巴拉克·奥巴马和大卫·卡梅伦都坚定地表示,ISIS无法无天的暴行与伊斯兰教毫无关系,但仍有很多人不同意,甚至会被这种说法激怒。在西方,我们从痛苦的经历中知道,宗教似乎总是会激发狂热的偏执,这只能通过一种途径化解: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自由主义国家。我们认为,再也不能容许这种不宽容的激情干预政治生活了。然而,为什么穆斯林面对他们当前的问题,就不愿认同这种符合逻辑的解决方案呢?为什么他们顽固地坚守神权政治这种明显恶劣的想法呢?简言之,为什么穆斯林无法进入现代世界?原因肯定是他们原始的、返祖的宗教。

 

但我们也许应该问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样的意识:宗教是纯粹的私人事务,与其他人类活动、尤其是政治截然不同。毕竟,战争与暴力一直是政治生活的特征,而只有我们西方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政教分离是和平的必需。我们认为世俗主义是理所应当的,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是任何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但是,政教分离其实是一种独特的创制,是一系列特定历史条件的结果。如果我们以为,政教分离会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任何文化中以同样的方式发展出来,这种想法将是错的。

 

我们现在把世俗国家视为理所应当,所以难以体会到其新颖性,而在现代之前,在西方人的世界观里,并没有任何“世俗”的制度和“世俗”的国家。这些理念要发展起来,需要人们对宗教形成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一种仅仅由现代西方持有的理解。在其他文化中,绝没有这样的概念,而且在18世纪之前,甚至对欧洲天主教徒来说,这一概念也是不可理喻的。其他语言中可以翻译成“宗教”的词语,总是指代一些更模糊、更宽泛、更具包容性的东西。阿拉伯语的din指代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梵语的dharma既有虔诚的意思,也有法律、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意思。希伯来人的《圣经》里没有“宗教”这一抽象概念。遵守犹太法典的拉比无法用一个单独的词汇或术语来定义宗教信仰,因为犹太法典明确规定所有人类生活都是神圣的。《牛津古典辞典》明确写道:“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都没有和英语的religion、religious对应的词汇。”事实上,以现代西方的标准、把宗教视为一种纯粹私人事务的文化只有一个,那就是新教。这种观念,以及西方人对“宗教”的认识,都是早期现代史导致的结果。

 

传统的信仰并不鼓励人们远离政治。那些谨守神殿的仪节却漠视穷人、受压迫者的苦难的人,遭到以色列众先知的谴责。耶稣的著名箴言“凯撒的归凯撒”,并不是呼吁政教分离。在1世纪的巴勒斯坦,几乎所有反抗罗马的起义,都源于一种信念:以色列大地及其一切物产都属于神,没有什么可以给凯撒的东西。当耶稣在神殿里掀翻兑换银钱者的桌子时,他并不是在呼唤一种更为精神化的宗教。之前的500年里,神庙一直是帝国统治的工具,是呈奉给罗马的贡物的储存之所。所以在耶稣看来,那是“盗贼的巢穴”。《古兰经》的基本讯息是,积攒私人财富是错的,分享你的财富,以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可敬的社会才是对的。甘地也会赞同,宗教事务具有神圣的意义。他说:“那些说宗教与政治毫无关系的人,并不理解宗教的真实含义。”

 

宗教暴力的神话

 

在现代之前,宗教并不是与其他人类活动截然两分的单独的活动,而是渗透到所有活动之中,包括经济、国家建设、政治和战争。在1700年之前,人们不可能说出“政治”和“宗教”的边界在哪里。十字军当然是受到了宗教热忱的鼓舞,但也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教皇乌尔班二世鼓励基督教骑士入侵穆斯林世界,以向东方扩张教廷的权力,还想创建一个控制基督教欧洲的教皇国。残酷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为了在一场撕裂社会的内战之后,在面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迫在眉睫的威胁的时刻,确保西班牙的国内秩序。与此类似,欧洲历次宗教战争与“三十年战争”,尽管都是源于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教派争执,但其暴力性却反映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之痛。

 

正是16-17世纪的欧洲战争,使人们产生“宗教暴力的迷思”。有人说,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激于“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狂热,在毫无理性的战斗中相互屠杀,造成中欧地区35%的居民死亡。然而,虽然参战者们肯定觉得这是宗教性的生死之战,但这些战争也是两群国家构建者之间的冲突:德意志的王公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国王,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交兵。查理五世想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模板,建立一个横跨欧洲的霸主国。

 

如果这些宗教战争的驱动力只是教派偏执,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就不可能在同一方作战,然而这样的情况却经常发生。天主教的法国不断地与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作战,一些新教王公也经常援助哈布斯堡王朝。在1562-1598年的法国宗教战争和“三十年战争”期间,交战各方动不动就跨越信仰界限,以至于我们区分不出哪些是“天主教”国家,哪些是“新教”国家。这些战争既不仅仅是宗教性的,也不仅仅是政治性的。这也不是国家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无法以合理的方式把宗教原因与社会原因区分开来。人们为了不同的社会愿景而战,但他们无法、也不会区分这些冲突中的宗教因素与世俗因素。直到18世纪,试图把这两种因素区分开来,都无异于从一杯调和酒中析出杜松子酒。

 

到“三十年战争”结束时,欧洲人已经驱散了帝国统治的阴影。欧洲将分为一系列小国,各自在其领土上拥有主权,各自由其职业军队保护,由专制君主统治。这也许为后来的国家间战争埋下了伏笔。新的政治结构开始令教会降至附属地位,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宗教势力转移到了君主手中。当“世俗化”这个新词在16世纪末被创造时,它最初的意思是“把财货从教会手中转移到俗世中”。这是一场全新的实验。世俗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发现了一项自然法,而只是一个偶然的进程。它能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扎下根来,是因为它反映了新的、将教会逐出政府的权力结构。

 

由于这些变化,人们需要对宗教形成新的认识。这种新认识是由马丁·路德提供的,他是第一个提议政教分离的欧洲人。中世纪的天主教本质上是一种社团信仰,大多数人在群体生活中体验神圣性。但在路德看来,每个基督徒都站在他的上帝面前,依靠他的《圣经》。对人类罪性的敏锐感觉,使路德在16世纪初就鼓吹专制国家——专制国家要到100年后才变成政治现实。在路德看来,国家的首要责任就是用武力来约束邪恶的臣民,“就像用铁链和绳索捆绑凶残的野兽一样”。独立自治的国家,是独立自治的人的反映。路德把宗教视为一种主观性的、私人的、不由国家来管理的事务,这成为现代世俗理念的基石。

 

但路德对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这发生在宗教战争的早期)的反应表明,世俗化的政治理论,不一定是一种促进和平与民主的力量。在这场战争中,农民反抗德意志王公的集权政策,试图维护他们的传统权利,但遭到国家的无情屠戮。路德认为,农民们犯了混合宗教与政治的大罪:农民命里注定要受苦,就应该逆来顺受,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路德坚称:“在一个尘世的王国里,必然要有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一些是自由的,另一些不自由,一些是领主,另一些是臣民。”于是,路德要求王公们“让所有能打仗的人击刺和杀戮,无论是秘密还是公开地做,都可以。记住,反叛是最具毒性、恶魔性和有害性的行为。”

 

自由主义国家的诞生

 

到了17世纪晚期,哲学家构建出了一种更为温和的世俗理念。在约翰·洛克看来不言而喻的是:“教会与社会截然不同。双方之间的边界是固定的、不可更易的。”在洛克看来,宗教与政治的分离,“绝对和永久性的绝缘”,是由世界的本质规定的。然而,自由主义国家是一种激进的创新,就像源于西方、迅速改变世界的市场经济一样,具有革命性。洛克坚持认为,由于“宗教”会激发狂暴的激情,所以将其与政府分离,是建立和平社会的“首要前提”。

 

因此洛克坚定地认为,自由主义的国家不能容忍天主教徒与穆斯林。洛克谴责说,天主教徒和穆斯林将政治与宗教混合的做法是危险的、悖谬的。洛克是天赋人权理论的主要倡导者。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者是天赋人权理论的先驱,《美国独立宣言》第一版将天赋人权定义为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但是,在世俗化理念出现时,欧洲正在新大陆殖民,而该理论显然影响了西方人看待被殖民者的态度。就像在今天一样,在流行的世俗意识形态看来,穆斯林社会因为无法区分宗教与政治,所以具有无法补救的缺陷。

 

这造成了一种逻辑上的不连贯性。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者看来,这些天赋权利是不能扩展到新大陆的土著身上的。事实上,他们认为,对这些不顺从欧洲规范的土著,施以惩罚是正当的。16世纪,牛津大学民法学教授艾勃里科·真提利斯(Alberico Gentili)论称,没有被耕种的土地,就像欧洲历史上的做法一样,应被视为“无主地”,“夺取这些无主地应被视为自然法则”。洛克也认为,土著没有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他宣布,美洲的“君王”没有对其领土的合法所有权。洛克还赞同主人对奴隶拥有“绝对、独断、专制的权力”,包括“随时杀死他的权力”。

 

世俗主义的先驱似乎和早前的宗教先驱一样,染上了同一种坏习气。世俗主义本来是要建立一种和平的世界秩序,但因为教会已经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密不可分,所以世俗秩序只能以武力的方式来创建。在北美,由于没有根深蒂固的贵族政府,人们相对轻松地解除了各教会的政治地位。但在法国,人们只能以直接攻击的方式来压制教会。法国的政教分离绝不是一个自然的、正常的过程,而是造成了伤痛与恐惧。

 

法国革命期间,1789年11月2日成立的新国民大会的最初立法之一,就是没收所有教会财产,以其偿付国家债务。对教会的财产剥夺、羞辱与边缘化,与世俗化相伴随。1792年又发生了9月大屠杀,暴民冲击巴黎监狱,杀死了2000-3000名犯人,很多是教士。1794年初,巴黎出动了四支革命军,镇压旺代的暴动。这些暴动者反对新政府的反天主教政策。军队接到的命令是,对暴动者格杀勿论。据说,在这场战争结束时,弗朗索瓦-约瑟夫·韦斯特曼(François-JosephWestermann)将军这样向上级汇报:“旺代已不复存在。我们用马蹄践踏了旺代的儿童,杀掉了女人……道路上遍布尸体。”

 

讽刺的是,革命者一废除旧宗教,就马上发明了新宗教。他们的新神是自由、自然和法兰西国家。他们用艺术家雅各·路易·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设计的独特仪式来膜拜这些神。在理性女神像被奉上巴黎圣母院最高祭坛的同一年,这个新国家陷入恐怖的海洋。在毫无意义的流血中,1.7万个男人、女人和儿童被处决。

 

为国家奉献生命

 

1807年拿破仑的大军入侵普鲁士时,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也呼吁国人为“祖国”献身。在他看来,祖国是神圣性的表现,是人民精神的蓄积之所。如果把神圣的东西定义为我们随时愿为之献身的东西,那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国家,已经取代了上帝的地位。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为国献身是值得尊崇的,为宗教献身则不然。

 

19世纪,当民族国家随着工业革命而成形时,其国民就必须被紧紧地绑在一起,为了工业的发展而组织起来。现代通讯使政府能够发明和宣传“民族精神”,并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介入国民的生活。即使是与统治者说不同语言的国民,现在就算不情愿,也是“国家”的子民了。在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看来,这种强制性的同化是一种进步:对于“半野蛮的古代残余”布列塔尼人来说,变成法国公民,而不是“固步自封、与世隔绝”,显然是更好的选择。(译者注:布列塔尼人的祖先来自不列颠,语言也与法语不同。)但到了19世纪晚期,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担心,过度奉扬民族精神,强调种族、文化和语言,将会祸害那些与民族叙事不符的人。他写道:“因此,声称享受所有社会权利的主体族群,根据他们自己定义的人性和文明来看,低等种族就必须或者被消灭,或者奴役,或者被置于依附地位。”

 

启蒙时代的哲学家把不宽容、偏执与“宗教”联系在一起,为了对抗这种偏执,他们推动实现所有人的平等,以及民主、人权、思想自由、政治自由。这些现代版的世俗理想,曾经是在宗教语境下被推动的。然而,在过去,农业国家具有结构性的不公性,导致这些理想不可能彻底实现。新的民族国家则把这些崇高的祈愿奉为现实的必需。民族国家必须把越来越多的人拉入生产过程,并使其至少接受一定水平的教育。最终,这些人会要求参与政府的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的国家,在经济上大步前进,而现代化的好处只由精英享受的国家,则落在后面,这构成了一种试错,一种对比。人们意识到,创新是进步的关键,所以必须让民众自由思考,不受阶层、行会和教会的制约。政府必须利用本国的所有人力资源,所以“非我族类”的人,如欧洲的犹太人、英格兰和美国的天主教徒,也被纳入了主流。

 

然而,这种宽容只是表面上的。正如阿克顿勋爵所预言的,对少数种族、少数文化的不宽容,将成为民族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事实上,少数族裔将取代异教徒(异教徒也曾抗议主流社会结构),在新成立的民族国家里,成为被仇恨的对象。美国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托马斯·杰斐逊在1807年训示美国战争部长:美洲土著是“落后的民族”,必须被“斩尽杀绝”,或者被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我们够不着的地方”,“与森林中的野兽为伴”。1808年,拿破仑颁布了后人所称的“耻辱敕令”,命令法国犹太人取法国姓名,让信仰成为自己的私事,并规定每个家族至少三分之一的婚姻必须和非犹太人缔结。后来,在民族情感变成至高的价值观后,犹太人被视为无根的、四海为家的人。19世纪晚期,欧洲反犹主义大爆发,这无疑与千百年的基督教偏见有关,但反犹主义也获得了一种科学理由:据称,犹太人与本国国民的生理、基因组成不符,因此必须被从“身体政治”中驱除,就像用现代医药切除癌变部位一样。

 

当世俗化被施行于发展中世界时,人们体验到一种深深的断裂,就跟起初欧洲的情况一样。因为世俗化总是与殖民统治相伴随,所以它被视为舶来品,被视为极不自然的东西,遭到抵触。一些国家建立起了世俗政府,以实现政教分离,但在几乎所有这样的国家,都发生了反向的社会运动,坚持要求让宗教重返公共领域。这些国家的民众体验到的世俗化,是一个残酷、暴力和侵略性的过程。我们今天所说的“原教旨主义”,一直与这样的世俗化共存共生,相互滋养。激进的世俗主义常常激发宗教的暴力反弹。我研究过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里的原教旨主义运动,都植根于一种对被同化的深刻恐惧。原教旨主义者坚信,自由主义或世俗化的上层,是铁了心要毁灭他们的生活方式。令人伤心的是,这个现象在中东很明显。

 

致力于现代化的统治者,经常代表着世俗主义最恶劣的形态,这使其难以为国民所接受。穆斯塔法·凯末尔在1918年建立世俗的土耳其共和国,他在西方常被尊称为一位开明的穆斯林领袖,但对中东的很多人而言,他代表着世俗民族主义的残酷性。凯末尔厌恶伊斯兰教,称其为一具“腐烂的尸体”。(译者注:此处不太确切。凯末尔的宗教信仰状况比较复杂,研究者有穆斯林、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等说法。这一句引语的真实性也有争议,因为它与凯末尔一些肯定伊斯兰教的公开发言相抵触。)他在土耳其压制伊斯兰教,取缔苏菲教团,关闭宗教学校,没收其财产。凯末尔还取消了哈里发制。虽然哈里发制当时已成为政治化石,但它象征着穆斯林与先知穆罕默德之间的联系,因而受到穆斯林爱戴。今天,在“基地”、ISIS等组织看来,逆转凯末尔的做法成为了一项首要目标。

 

凯末尔还延续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末期的种族清洗政策。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最后几任苏丹,系统性地驱逐说亚美尼亚语和希腊语的基督徒,以控制正在兴起的商业阶层,这些基督徒占中产阶层的90%。1909年夺权的青年土耳其党,既奉行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的反宗教实证主义,又决心建立一个纯粹的突厥族国家。一战期间,约100万亚美尼亚人被屠杀,这是20世纪的第一起种族灭绝。男子被就地处决,妇女、儿童和老人则被赶进荒漠,有的被强奸,有的被射杀,有的被活活饿死,有的被毒死,有的被闷死或烧死。有“杀人总督”之称的穆罕默德·拉希德(Mehmet Resid)称亚美尼亚人为“祖国胸口上的危险病菌”——这显然是受了新出现的科学种族主义的影响。凯末尔完成了这场种族清洗。之前的几百年里,穆斯林和基督徒在爱琴海两岸同居杂处,但凯末尔将他们分隔开来,生活在亚洲部分的信基督教的希腊人被驱逐到希腊,生活在欧洲部分说土耳其语的穆斯林被送回小亚细亚。

 

原教旨主义的反应

 

凯末尔等很多致力于世俗化的统治者,希望自己的国家看起来“现代”——意思就是像西方。1928年,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颁布统一着装法令。他的士兵用刺刀揭下妇女的面纱,当街将其撕成碎片。1935年,在伊朗最重要的圣地之一,民众举行反对着装法的和平示威,警察则在政府命令下开枪,打死数百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古兰经》并未明确要求女性戴面纱,但诸如这样的政策,使面纱在很多穆斯林国家成为宗教正统的标志。

 

埃及统治者效法法国人,通过剥夺教士权力与财产来推行世俗化。埃及的现代化进程始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代的穆罕默德·阿里总督。阿里在经济上扼杀伊斯兰教士群体,取消其免税权,没收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的宗教地产,并系统性地剥夺他们仅存的一点权力。1952年改革派军官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上台后,改变了政策,把教士变成了国家官员。之前的几百年里,教士是民众与系统性的国家暴力之间的缓冲地带,教士变成官员,则使民众将教士看作政府的走狗,加以鄙视。这一政策最终产生了负面效果,因为教士熟知伊斯兰传统的复杂性,本可以其学识来引导大众。教士失去信任后,伊斯兰知识有限的业余分子就填补了他们的空缺,这经常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如果今天的一些穆斯林不为世俗主义而斗争,这不是因为他们被自己的信仰洗脑了,而是因为他们亲身经历的,常常是一种有害的世俗化。在许多穆斯林看来,西方念兹在兹的政教分离,与民主、自由等可敬的西方理念存在矛盾。1992年,在伊斯兰拯救阵线(FIS)看起来即将于阿尔及利亚赢得选举前夕,一场军事政变爆发,一位曾承诺民主改革的总统被推翻,FIS领导人被囚禁。假如伊朗或巴基斯坦发生了这种违反宪政、破坏民主进程的事,全世界都会表示愤慨。然而,因为政变阻止了一个伊斯兰主义政府上台,所以一些西方媒体为此欢呼,仿佛这种不民主行为反而让阿尔及利亚变得更适合民主了似的。与此类似,2013年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被推翻时,几乎可以听得出来,西方长出了一口气。政变后上台的世俗军事独裁政府,比穆巴拉克政权更加滥用权力,但其暴行却未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

 

世俗主义的兴起虽然曲折复杂,但它无疑对西方是有价值的。然而,把世俗主义当作一项普适法则,将是错误的。世俗主义是欧洲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是对特定环境的一种演化性适应。在不同的环境中,现代化也可以呈现其他形式。许多世俗思想家现在认为,宗教本质上就是好战、不宽容的,对于和平、人性化的自由主义国家而言,是一种非理性、落后、暴力的“他者”。这不禁让人想起殖民主义者对土著人的态度:毫无希望的、沉溺于其黑暗信仰中的“原始人”。然而,西方的世俗主义,以及其对宗教角色的理解,是一种特殊现象。如果西方人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后果会很严重。以强力实施的世俗化,已经导致了原教旨主义的反应,而历史表明,受到攻击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总是会变得越来越极端。这一错误的恶果正在中东展现。当我们为ISIS的倒行逆施震骇时,我们最好是承认,ISIS的野蛮暴行也许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西方对宗教的鄙视所激发的世俗化政策。

 


原载英国《卫报》网站2014年9月,原文标题《宗教暴力的神话》原文网址: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sep/25/-sp-karen-armstrong-religious-violence-myth-secular


感谢刘波先生赐译稿并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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