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民主的意义

阅想网2018-11-14 07:06:32

“我们今天都是民主主义者!”这是新时代的口号。民主在“后冷战”的世界上高歌猛进,其在全球拥有的声望和人气,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如果说在冷战时代还存在“另一条道路”的话,在数次“民主化浪潮”波翻浪涌之后的今天,民主已被广泛视为唯一可行的路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已经彻底击败对手,而只是说,民主似乎已经彻底赢得了一场“理念的战争”。正如《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所说的,当今世界上仍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独裁者,然而,他们总是不得不给自己的统治披上一层“民主的外衣”,就像萨达姆统治时期也有选举。或者,他们必须以“紧急状态”、“特殊情况”作为暂不实行民主的理由,并以这种方式间接承认民主的历史必然性。

虽然各种在本质上反民主的理论仍在阴冷的角落里生存和滋长,但满足了人类“承认需求”的民主理念已然统治了大众的头脑,并迫使统治者向普遍的呼声让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断言,民主已是一种普世价值。作为一个非西方学者,他从另一个角度强化这个论断:所谓的“东亚价值观”或“伊斯兰价值观”,其组成要素并非铁板一块、一成不变,并非与“西方价值观”不可通融,民主也可以在这些非西方的土壤中生存、繁荣。

而且在全球主流政治社会,民主旗帜不再专属于左派或右派,而是统摄了整个政治光谱:前苏联的民众接受了民主;不少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转而宣称,共产主义意味着人的自由发展,民主就是其实现形式;中东地区在选举中获胜的伊斯兰教力量也宣布尊重民主。“贝卢斯科尼和布什,德里达和巴里巴尔,意大利共产党人和哈马斯——我们现在都是民主主义者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温迪·布朗写道。

从词源上看,在最初的希腊语中,“民主”(democracy)一词是“人民”(demos)与“统治”(cracy)的组合。其初意也许是“多数人的统治”,但现代人已经给其附加上了种种新的元素——定期举行的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及对选举结果的承认、对言论自由与政治权利的保护、对私人财产权和法治的尊重、负责任的政府,乃至于民众客观福祉与主观幸福程度的不断提升。

然而问题是,在这么做的时候,人们是否不过是利用“民主”这个词来指代心目中推崇的某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来承载某些自古以来就有的美好梦想,以及人类对于自身人格完善的期许?而在人们不断向这个词附加价值的时候,是否又会将这个词变换为一个无所不包但又抽离了实质意义的词汇?又或者,它会不会演变为一幅空洞的幕布,掩盖种种基于现实利益的、未必那么高尚的考量?

和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如果对某个问题穷根究底,结果很可能是无尽的困惑。于是,2009年,法国制造出版社(la Fabrique)邀请了十位思想家来回答相同的问题:在今天自称“民主主义者”是否还有意义?如果没有,为什么?如果有,你如何解读这个词?

这十位思想家,除了温迪·布朗外,还有威尼斯大学哲学教授吉奥乔·阿甘本、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教授阿兰·巴迪欧、巴黎第八大学哲学教授丹尼埃尔·本萨义德、斯特拉斯堡大学名誉教授让-吕克·南希、巴黎第八大学名誉教授雅克·朗西埃、纽约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克里斯汀·罗斯和斯洛文尼亚著名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他们对于民主的观点与通行的主流共识不同,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但他们并不是要对是否支持民主做某种断言,而只是要揭示这个概念背后隐藏的难题或悖论。

在巴迪欧看来,民主是当前政治社会的某种主导性徽章(emblem),人们可以以民主的名义,对政治问题作出各种各样的判断,然而这些判断也时常会演变为从符号到符号的空洞循环。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如果要理解社会的现实,就有必要从一开始放弃这个徽章……驱除‘民主’一词承载的光环,背上不做‘民主主义者’而须背上的负担”。

为了卸除民主徽章,巴迪欧把对民主概念的考察拉回到了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将民主视为一种组织城邦事务的方式,然而,这种方式同时塑造了民主制下的民众的主观态度——自我中心主义和追求世俗的娱乐。随着这种状态的长期持续,其所蕴含的专制本质最终会暴露出来,民主会演变为野蛮的法西斯主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巴迪欧认为出路在于重新发现共产主义:“只有当我们再次成为共产主义者时,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与人民的历史性生命融为一体。”

民主制在20世纪曾遭受主要来自前苏联阵营的严峻挑战。但是,不仅左派,右派也可能质疑和消解民主的意义,尤其当他们认为某种理念的价值高于民主的时候。比如托克维尔就曾经坦诚地写道:“理智地讲,我赞同民主制度,但我天生是个贵族,我蔑视并惧怕民众。我由衷地热爱自由,尊重权利,而不是民主。”对于今天的状况,本·萨义德也总结道,出现了某种“好牧人”思维的回归:“我们再次听到有人赞扬牧人式政府的审慎智慧,反对民主制下的无序与‘犯罪倾向’。”

一个吊诡的问题是,在总括性的民主观念之下,自由诉求与平等诉求这两个民主的组成要素,其间却隐含着深刻的张力。柏拉图曾经指出民主制下存在的“多数的暴政”,而今天的不少自由派分子也警告“民粹主义”的威胁,甚至认为民粹主义不是真正的民主。然而问题是,谁掌握了充足的理性来断定,像“占领华尔街”这样的运动,以及“第三世界”某些基于大众诉求且经历了合法程序的政府决定,如控制外国资本的影响力,对某些产业国有化等,是在本质上“不理性”或者“不民主”的。起初,人们试图以“实质民主”来消解“形式民主”所可能带来的某些不利后果,然而,总也存在着某种垄断对民主自由“真正含义”的定义权的企图,而这是否也构成某种自以为是的“理性的独断”?

在十位思想家中,齐泽克秉持他的作风,观察的焦点更偏向发展中世界。他谈到了一些西方观察者的误区,比如他们期待,某些接受了资本主义的东方国家,会“自然而言”地最终迎来民主,然而他们却忘记了,今天被视为西方自由民主的很多特征,如普选、工会、义务教育、出版自由等,在历史上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然”结果,而是通过19世纪下层阶级漫长而艰难的抗争赢得的。对于西方的观察者及其观察对象而言,这些洞见都有启发意义。

限于篇幅,在此无法介绍本书中所有思想家的观点,但可以指出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刺破“民主”语词的面纱,就一些历史尚不能给出答案的问题进行思索,而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才最有意义。从近年来一些国家的经历可以看出,社会转型不是一个单向度的过程。阿克顿勋爵曾说:“民主是更高的政治目标的手段。”实现转型需要人们的眼光超越某种特定的标记,而把行动植根于对本体性价值的理解之中。

当然,有的时候,语词的意义会随着它批判对象的毁灭而消解。在1825年的法国,如果一个人自称“共和主义者”,那么他可能被砍头,但在今天的法国,这个称呼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在这十位思想家所思考的西方语境中,民主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意义耗尽、令人倦怠的词汇,然而对于尚未确立民主,或者民主尚未巩固的国家而言,关于民主的语词之争,依然关系着现实的政治斗争。然而,思想家们的观点对于非西方世界仍有价值:做一个民主主义者的首要意义在于负起行动的责任,而不在于把民主作为自我标榜的徽记。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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