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忧郁的情人”:风华绝代的巴黎

北大外文学堂2018-11-16 10:15:02
对许多人来说,巴黎是一个无须多说的城市名字。波德莱尔视它为“忧郁的情人”,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说它是“流动的盛宴”。从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欧仁·苏、福楼拜、龚古尔、左拉到波德莱尔、兰波(Arthur Rimbaud)等作家,都写下了以巴黎生活为中心的鸿篇巨制,带来了19、20世纪“巴黎文学”空前的繁盛。巴黎给予人类的视觉感受和历史想象是如此丰富,以至于让人感到这个名字本身就极丰富地蕴涵着我们的思想所能触及和构想出的一切。波德莱尔的巴黎诗歌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城市诗歌的典范,这其中除了诗人自身的非凡才情外,还与巴黎这座城市独具的风情密切相关。

城市文明的迅猛发展是波德莱尔所处的19世纪区别于以往任何时代的一个重大标志。19世纪的世界是以城市为轴心转动的。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的出现,为人类生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舞台,以前所未有的强度上演着一出出“人间喜剧”。人类的伟大和苦难还从来没有像在城市中这样展现得淋漓尽致。对于理想的憧憬和对于生活的空虚意识,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城市中这样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在当时的所有大城市中,巴黎以最为完美的方式为它的居民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这也让它摇身成为世界上最具文化影响力的城市,被视为现代性的样板。“巴黎”这个名字不只是代表一个地点或一个环境,它更是一种能够充分体现“现代性”的文化代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雅明将自己那本关于巴黎的鸿篇巨制题名为《巴黎,19世纪的首都》(Paris, capitale du XIXe siècle)。

Walter Benjamin

Paris, capitale du XIXe siècle

巴黎如此丰富,以至于它甚至不止于是一座城市而更像是一个世界。难怪就连今天的巴黎人都还时常骄傲地把一句口头禅挂在嘴边:“一切其他的城市都只是一些城市而已,唯有巴黎是一个世界。”在发达资本主义时期,巴黎以其具有的典型性成为了现代世界的化身。从这样的角度看,波德莱尔的《巴黎图画》同样可以被看做是体现“现代世界”的图画,是体现“现代性”的文本,是体现“现代生活”的象征。诗人自己称这些诗歌“特别有巴黎味”,他自然是想说这些诗歌具有的巴黎特性。但如果我们把“巴黎”看作是以提喻之法所指代的现代世界,则我们又可以补充说,这些诗歌“特别有现代味”。
在谈到作为19世纪现代都市的巴黎所具有的独特之处时,蒂博岱如此写道:
作为都城,巴黎在19世纪的欧洲和世界上的地位与17世纪时路易十四宫廷的地位无异。它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都城,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富有的,在数量上它把这一切让给了其他一些大城市;但却唯有这个都城让人深刻地领受大都会特有的那种生活,唯有它让这种生活生长出其全部的精神果实,唯有它像勃艮第(Bourgogne)的山坡一样,将时机、土地、气候等天时地利的功效结合在一起,酿造出品质卓越的美酒。
 蒂博岱还指出,19世纪的巴黎生活给人带来的“感官上的快感”(une sensualité physique)往往很快就转换成“灵魂上的快感”(une sensualité de l’âme)。这让人不禁想到18世纪的梅西耶在他的《巴黎图景》中在谈到巴黎的空气时所说的:
也许正是从这里,生发出了巴黎人独有的那种热烈而轻浮的情感,那种漫不经心的率性,那种特别的有如鲜花般盛开的精神。
从旧制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具有强烈中央集权特点的法国国家体制,在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在成为法国政治组织基础的同时,赋予巴黎一个相对于法国其他各省更为重要的地位。19世纪时,在古老巴黎的地基上逐渐形成的“现代”巴黎集中体现了古老的欧洲文明和法国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这让它在行政、经济以及宗教、文艺、学术等方面的中心地位得到确保,同时这也让巴黎被视为是权力、支配、运动与机会的策源地。当豪斯曼男爵骄傲地宣称“巴黎就是中央集权”时,他不过套用了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皇帝说过的一句名言:“巴黎是法国的头脑与心脏。”巴黎就像是一口坩埚,熔炼着法国发生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事件:1789年的大革命,波拿巴的雾月政变,1830年的“光荣三日”(les Trois Glorieuses),1848年的二月起义以及同年六月的屠杀,1852年拿破仑三世的复辟帝制,1871年的“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等。
这些火山般爆发的事件几乎总是伴随着各种思想的大爆发。在首都发生的一个个事件和思想的爆发异常暴烈,又异常壮观,让雨果这样的伟大作家不禁发出如此赞叹: 
有时候事件和思想从深渊中杂然而出,让人搞不清楚到底是事件引领思想,还是思想推动事件。壮观而恐怖的火焰照亮世间万物,而这火焰的亮光实出于混乱。震荡与光芒相伴。(……)巴黎何有这般威力?(……)这是因为这座奇特的城市可不是一般的城市,而是欧洲大家庭的中心。它是撬动世界杠杆的把手。
 巴黎何止是法兰西的领路人。巴黎人更自豪地认为巴黎是欧洲乃至世界的“头脑与心脏”。巴黎人的这种自豪让一位英国访问者颇为嫉妒,语带讽刺地说,巴黎人的自负“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欧洲有时候会做出一些荒唐滑稽的事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的中心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Die Deutsche Ideologie)中论述18世纪的欧洲社会和思想时,将巴黎称作“唯一的世界城市”。
恩格斯还在《从巴黎到伯尔尼》(Von Paris nach Bern)一文中对作为“世界城市”的巴黎作了如下评价: 
只有法国才有巴黎,在这个城市里,欧洲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汇集了整个欧洲历史的神经纤维,每隔一定的时间,从这里发出震动全世界的电击,这个城市的居民和任何地方的人民不同,他们把追求享乐的热情同从事历史行动的热情结合起来了,这里的居民善于象最讲究的雅典享乐主义者那样地生活,也善于象最勇敢的斯巴达人那样地死去,在他们身上既体现了阿基比阿德,又体现了勒奥尼达斯;这个城市就象路易·勃朗所说的那样,它真的是世界的心脏和头脑。
 从历史的机缘来看,波德莱尔之所以能够成为欧洲文学中第一个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诗歌的诗人,那是因为在他将《巴黎图画》引入到《恶之花》中的那个时代,巴黎是欧洲人眼中唯一一座能够给人以风华绝代的庞然大物印象的城市。柏林(Berlin)虽然后来成为了体现科学成就的都城,但在当时还只不过是一个像外省那样的大城市。维也纳(Vienne)的情况也是如此。伦敦是当时世界上的金融之都,在许多方面都比巴黎更现代,但与巴黎不同的是,无论在19世纪还是在20世纪,它都一直是一座没有给人带来高强度压迫感的城市。19世纪时的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领先巴黎数十年。英国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比欧洲其他城市更早带来城市景观的巨变:摄政时期(1811—1825),伦敦城经过彻底改造,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城市,各种公共设施遍布全城,排污系统高度发达,几乎到处都有自来水。由于卫生系统的改进,1832年蔓延欧洲的霍乱在伦敦导致的死亡人数远低于巴黎。虽然欧洲其他城市在这场霍乱之后也掀起了“城市公共卫生”革命,但至少直到20世纪初,英国的公共设施都一直领先于这些城市。英国的资本积累过程基本上没有在伦敦导致与政府当局势不两立的血腥冲突。骚乱和动荡虽然时有发生,但那些猛烈的造反运动主要发生在劳资矛盾尖锐的矿区和工业城市。英国人有看重家庭生活的传统。贵族们都愿意把钱投在乡间城堡上,这使得首都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座宏伟建筑,不像法国的国王和皇帝那样能够以遍布全城的恢弘富丽的建筑相夸耀。英国的城市化从一开始就是按不同于法国豪斯曼那样的规划进行的,它主要是基于分散的独立住宅,依赖长距离的交通,而法国的资产者则是将楼房集中建在市中心。可以说独立住宅构成了19世纪英国大城市的一大特点。伦敦人很难想象还可以生活在独立住宅之外的地方。住公寓在巴黎司空见惯,却让伦敦人接受不了。伦敦人过着平静的家庭生活,这种生活虽然也不无现代诗歌中咏唱的“spleen”(忧郁)情调,但与巴黎那种风风火火、光华万丈的社会生活相去甚远。
伦敦不乏财富和实力,也达到了最高等级的物质进步,凡是通过金钱和耐性能够实现的一切它都一应俱全,事事从实用和舒适出发,这让它成为现代的“罗马”,但却成不了“雅典”。现代“雅典”的位置是留给巴黎的。对巴黎人来说,至为重要的是精神的价值——心意的满足、美、思想观念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注意到,英国人注重实证,在他们那里,“理论是单纯地肯定事实”,而长于精神的法国人则将理论“变成了哲学体系”。务实的英国人很难理解法国人那种通达务虚的生活方式。一位英国作者写出了他眼中的巴黎人的生活: 
法国人承认,巴黎是一个可以让人尽情吃喝、游手好闲、空谈闲聊的所在。这是消费生活的理想之地,不适宜积累财富的生活。与伦敦不同,巴黎不是一个让人想要有孩子的好地方,(……)也不会让人为了买一张地毯而节衣缩食,并且城中缺少长满茂盛植物的花园(……)。那些有产者家庭,就算家境殷实,也生活在围着嘈杂的院子建造的狭小公寓中。那些让一个有品位的英国人认为应该属于家庭生活的一切,在这里都不可能见到。
柏林
维也纳
伦敦
 如果把这段话与波德莱尔在巴黎的生活进行比较,可以让人有相当惊人的发现。波德莱尔过着游手好闲的纨绔子生活,喜欢进出酒吧和咖啡馆。每当有了点钱就赶紧花掉,仿佛积攒钱财会让他蒙羞。他与一些太太小姐有暧昧关系,但却没有见识过“家庭的温馨”,而且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只砖片瓦,也从未有过孩子能够让他享受天伦之乐。茂盛植物?这是他所最憎恨的。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可以说波德莱尔其人是典型的巴黎人,是地地道道的巴黎人。
一座城市就意味着一个永不止息的创造:城中的房屋、气味、声音、来来往往的运动无不体现人的生活、情感、理想和意志。这里的一切都带有严格意义上的某种“诗意”。大城市的出现就仿佛是对一种新类型文明所具有的威势和现代性的展现。大城市也必然是一个让众人接触交往、互通有无的地方,因而也就是一个革旧创新的地方。这里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发生政治和社会革命,也更容易发生道德的败坏。大城市尤其是一个享有自由的地方,是人的自由这个深层问题的体现。进入19世纪,巴黎人享有的自由,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开化,不仅法国的外省不可比,就连国外其他那些大城市也不可比。各种活动都集中在巴黎,再加上自由开化的氛围,让这座城市既可能朝向“善”,也可能朝向“恶”。难怪有人会认为在巴黎的生活既是赏心乐事,又是凄惨恐怖,既是吞噬一代代人的丑恶深渊,又是礼赞人类的庄严圣殿。一切极端的事情都聚集在巴黎。什么东西在这里都会更多一些:罪恶更多一点,德行也更多一点。巨大的城市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让人在好坏两个方面都走得更远。像波德莱尔这样的巴黎人自小就在心中感到的两种矛盾情感——“对生活的厌恶”和“对生活的迷醉”——实则是对出自于同一事物的两种属性的反应。巴黎就像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概览。一般来说,只有凭藉抽象之功才能把握和领会历史的整体性。而巴黎却是一个奇迹,时间在这里化为具象之物,往事在这里清晰可见,而历史学家在这里一眼便能够将人类历史的方方面面一览无遗。就像雨果指出的那样,整个巴黎都神奇无比,是一切已经死灭的和仍然鲜活的生活风尚的缩影,提纲挈领地体现着一切文明中的野蛮和伟大,而要是巴黎没有为人类贡献断头台,它定会兀自懊恼。
巴黎的自由开化让许多道德主义者、嫉妒的外省人甚至外国人深感惊恐,他们将巴黎视为伤风败俗的渊薮,叫嚣要摧毁它而后快。但那些精神强劲、思想敏锐的智者却懂得如何在城市中捕捉汹涌澎湃的人类激情中包含着的诗意。
摘自
刘波:《波德莱尔:从城市经验到诗歌经验》

波德莱尔:
从城市经验
到诗歌经验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刘波 著
ISBN 978-7-301-26959-6
北京大学出版社
定价:1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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