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秩序、挑战与审美转型——2016年中国诗歌印象

诗年华2019-03-02 13:39:16

           

秩序、挑战与审美转型

              ——2016年中国诗歌印象

 刘 波

在汉语新诗走过百年之际,我们来回顾刚刚过去的2016年的诗歌,的确显出了某种象征意味:它是否按历史线性发展的秩序立于百年的至高点上?能否在曲折跌宕的历程中再度重现过去的辉煌?新媒体是否重塑了诗歌的审美?我们是否愿意从本体角度来看待新世纪诗歌的微妙变化与转型?这些问题不仅对于诗人来说是一次次挑战,而对于读者来说,同样也是关于阅读素养和审美品味的考验。我们寄希望于这个特别的时代,也可能会得益于每一个读诗、写诗和爱诗之人的努力。

作为一种相对“无用”的文体,汉语诗歌在2016年并没有表现出和前几年多么大的变化,它仍然在延续、在徘徊,在微妙的变化中试图靠近文学和生活的内部。这是一种真切的现实,其实也暗含着期待:我们总是希望这一年的表现能比上一年更好、更出色,也有更多精彩的呈现。在这种时间进步论与线性发展观的支配下,我们回顾2016年的汉语诗歌,到底是持一种乐观心态还是怀着悲观情绪,很多判断都是无法绕过的命题,这一切价值的体现,端赖于诗人在当下的选择与命运。历经岁月的淘洗,最终所能留下来的不是那些喧嚣的道义、口号和概念,而是具体的一首首诗歌作品,我们要看它们是否入情入心,是否真正代表了这个时代的诗歌美学。

除了微博、微信上海量的诗歌作品,2016年各种专业诗歌刊物和综合性文学刊物上发表的诗歌,也是不计其数。因条件所限,我们无法对之作出一个精确的数据统计,只是隐约发现,像《诗刊》《星星》等专业诗歌刊物增加了版面,扩大了容量,以前没有设置诗歌栏目的文学刊物,这几年也开始发表诗歌作品或关于诗歌的文章,由此可以看出关注诗歌成为了文学在当下不可绕过的一种视角。像《人民文学》《山花》《花城》《大家》《作品》《长江文艺》《作家杂志》等文学刊物上发表的诗歌,相对于专业的诗歌刊物来说,可能在质量上更高一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至少在2016年这一趋势更为明显。

2016年诗集出版的一大亮点,就是集中推出优秀诗人的诗集,其中有几套可以看作是2016年诗歌成绩的佐证。中国青年出版社继2015年推出了中国好诗第一季之后,又推出了中国好诗第二季,可谓是当代汉语诗歌的一次集中展示。另一套亮点诗集,当属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之诗歌卷,10集基本上体现了当下“70后”诗人的主要诗歌美学倾向。此外,“《星星》历届年度诗歌奖”获奖者书系中,大解的《诗歌散记》、朵渔的《感情用事》、聂权的《下午茶》等颇值得一读。

除了成套推出的诗集之外,2016年还有一些诗集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这个时代诗歌审美的丰富与复杂,多元的风格呈现,也可能返过来对诗人们的写作构成一种参照和镜像。张执浩的《欢迎来到延子河》、胡弦的《沙漏》和西娃《我把自己分成碎片发给你》,可看作是诗人向生活致敬的作品,不知是不是因为“中年困境”,他们都开始在写作上“做减法”。雷平阳的《我住在大海上》是其20年诗歌写作的一个精选,集中而不散乱,我们得以洞察到诗人清晰的写作轨迹。杨庆祥的《我选择哭泣和爱你》被他自己称为“新伤痕诗歌”,其实是有道理的,这是他作为年轻人在这个时代遭遇一代人的整体困境之后,率先作出的文学应对和思考。

民刊作为当代先锋诗歌的一个“小传统”,其实承担了很多官刊所无法完成的使命。在2016年的诗歌格局里,官刊和民刊仍然在合流,这种合流体现在网络和自媒体时代对诗歌这一文体的划分边界里。大部分官刊都曾以专辑形式推出过各种民刊,我们也可从中看出官刊在诗歌美学上所持有的一种开放姿态。它们之间相互的交流与渐近的融合,可能也从一定层面上改变着当下诗歌的生态。

除了相互交流之外,官刊与民刊的合流,还体现为另一种形式,那就是“第三种”诗歌出版物的出现。这种方式有别于私下的独立小出版,它介于官刊与民刊之间,基本都是在以书代刊的模式下,定期推出诗歌刊物。这样的刊物在前几年就已经出现了不少,像潘洗尘主编的《读诗》和泉子主编的《诗建设》,都是有品质保障的诗歌读本。张执浩主编的《汉诗》同样也是一年推出4期,2016年其主题分别为“新青年”、“雨丝”、“创造”、“新月”,有向百年新诗致敬的意思。在诗人的选择上,《汉诗》可能会显出某些偏执的美学趣味,但这对于刊物来说并非坏事,恰恰是这种不妥协的精神,让《汉诗》在众多的诗歌刊物中脱颖而出,并由此确立了它独异的品位。相较而言,《飞地》的编选标准,可能偏向于更富知识分子趣味的学院派诗歌,这样的诗歌能显出它的复杂性和难度意识,这也可能正是张尔主编《飞地》时所订立的一个标准,经过这几年的实践,现在则成了一个方向,或者说一种诗歌的伦理。

在独立诗歌出版物中,由诗人哑石主编的“诗镌”丛书《诗镜》和《诗蜀志》,颇值得推介。立足地方放眼全国,可能正是“诗镌”丛书的具体定位,然而,它更重要的一点则在于对具体诗人的代表作和新作较为周详的呈现。这种策略体现了编者的独特眼光和趣味性,而不是面面俱到地让诗歌读本流于平淡乃至平庸。

在很多民刊纷纷进行出版转型时,也有一些民刊保持了自己的纯粹性,既不走以书代刊的“第三种”出版形式,也拒绝降低品质去追求那些外在的华美包装,而是紧扣民刊作为先锋诗歌主要阵地的传统,尽力恢复当年的锐气与现场感。比如《非非》《走火》《审视》《建安》等,就是这种有立场、有观点、有担当的民刊。

至于2016年发生的诗歌事件有多少值得我们铭记和探讨,也是一个见仁见智之事。如果说诗歌在这个时代注定要被娱乐化,那么,诗人的明星化几无可能。余秀华在前几年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和惊世骇俗的标题党诗作获得了意外的关注,那可能不是“诗歌的胜利”,而是自媒体时代大众对诗歌的某种异化消费。这样的现象级事件终究还是会尘埃落定,而诗人最后还是得靠作品说话。

在每年年初出版的各种文学年度选本中,诗歌的选本相对于小说来说并不少,而且这几年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这些诗人们根据个人趣味和眼光编选的“一个人的选本”,我们可从中回顾与留存这一年度的诗歌记忆。历时4年的《“70后”诗选编》出版后引起争议,之所以仅选择了70位“70后”诗人,而没有将所有写诗的“70后”都纳入进来,还是从具有代表性的角度考虑,选择不同写作路数和风格的个体作为代表,来映射出“70后”这一诗人群体的整体美学。2016年6月,小说家蒋一谈继出版《截句》之后,又主编了一套“截句诗丛”,推出了包括于坚、西川、欧阳江河、朵渔、沈浩波、霍俊明、臧棣、桑克、严彬、李壮、周瑟瑟等19位诗人的诗集,这套诗集同样引起了争议,有些诗人认为“截句”这一命名本身就不成立,更多人则认为这种形式过于简化了诗歌写作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但不管新事物的出现引起了多大争议,勇于尝试总是好的,每一位诗人都应有创造的好奇心,那样才会为诗意的生成提供新的经验。

2016年,尽管有“截句”这样的诗体形式,可让我们返观百年新诗在形式上的发展,从总体上来看,并无更多的变化和新意。诗歌活动日渐频繁,诗歌奖项还在增加,诗歌发表如火如荼,诗歌出版风生水起,这些都可以看作是诗歌“繁荣”的体现,然而,诗歌写作的质量是否就因此而提高了呢?事实上好像没这么简单。诗歌文本的优秀与诗歌数量的增加也构不成正比关系,相反,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平淡,读到的更多是乏味。在喧嚣与浮躁中,年轻诗人被功成名就者所遮蔽,而异质性美学也被大量的文本复制所淹没了,诗歌在整体上难免会陷入贫乏的困境。在此,我不是要否定2016年的诗歌成就,也并非刻意唱衰诗歌,只是觉得反思现状于我们更是一种自我审视的途径,如此方可领悟到2016年在百年新诗的历史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在汉语新诗走过百年之际,我们来回顾刚刚过去的2016年的诗歌,的确显出了某种象征意味:它是否按历史线性发展的秩序立于百年的至高点上?能否在曲折跌宕的历程中再度重现过去的辉煌?新媒体是否重塑了诗歌的审美?我们是否愿意从本体角度来看待新世纪诗歌的微妙变化与转型?这些问题不仅对于诗人来说是一次次挑战,而对于读者来说,同样也是关于阅读素养和审美品味的考验。我们寄希望于这个特别的时代,也可能会得益于每一个读诗、写诗和爱诗之人的努力。

(此文发表于2017年2月20日《文艺报》第五版)

刘波:男,1978年生,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湖北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星星·诗歌理论》杂志“每月诗歌推荐”栏目特约主持人。在《南方文坛》《当代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文艺评论》《扬子江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刊发表评论文章多篇,出版有《“第三代”诗歌研究》《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文学的回声》《胡适与胡门弟子》(合著)等。曾获得湖北文艺评论奖、“后天”批评奖、《红岩》文学批评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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