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闵惠芬是大师?

咏哥谈乐2018-11-03 09: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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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不乏优秀的音乐家,但能够称得上、且得到公众高度认可并冠以“大师”者却佼佼无几,女性者更为罕见。诚如有学者感叹,当前所处在的是“一个期盼大师,缺失大师,乃至于称呼大师被认为是调侃与不恭的时代。”[]然,无论是作为“二胡大师”,还是“民乐大师”,闵惠芬则都是毫无争议、当之无愧者。无论是其大气磅礴的气势、令人叹服的技巧与艺术感染力,还是论其对二胡乃至中国民乐的重大开拓贡献,乃至其高尚的人品、乐品,都另人无不敬佩有加。

闵惠芬是独特的,其成功之路源于其独特的心理结构与情商,深厚的艺术修养与开阔的艺术视野。并与孕育其生长、发展的家庭、后天的教育、自我发展都有密切的关系。

本文拟从“世家——专家——杂家——大家”四个阶段切入,探悉闵惠芬的大师塑就之成因,并做一分析与阐释.

一、世家

众所周知,良好的先天条件也为音乐人才的塑造培养提供重要的基础。我们亦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遗传因素在音乐先天因素中的重要地位。

就这一点而言,同样出生(出身)于江南民乐世家的闵惠芬,与她的两个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家中最杰出的先贤,也是乡邻——分别出生于无锡的道教音乐世家的阿炳,以及江阴文化世家的刘天华一样,在音乐与文化方面的确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

就音乐人才成长而言,环境的熏陶与影响作用至关重要,家庭环境。从闵惠芬的家世来看,其祖父闵南藩。父亲闵季骞曾师从杨荫浏、曹安和、储师竹先生就读于国立音乐院国乐组的,精通多样民族乐器,后为南师大音乐教授。所以,无论是从先天遗传的角度所给予的良好音乐基因与文化基因链,还是从早期浓厚民族音乐文化氛围的家庭环境对闵惠芬成长所带来潜移默化的熏陶来看,闵惠芬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其次,从文化地理学视阈的地域环境来看,闵惠芬的出身地江苏宜兴也是江南文化之沃土,良好的人文地理环境提供了丰富的民间音乐财富。她自幼学唱昆曲《游园》、《春香闹学》等戏曲,8岁开始学习二胡、积极参加各类音乐活动。

江南民间沃土与音乐世家的良好早期环境,给予了闵惠芬早期以丰富的民族音乐语汇的熏陶,也为其日后事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专家

音乐人才成长的后天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后天的勤奋与刻苦无疑是音乐人才成长中首要且必备的品质与条件。在闵惠芬跨越了大半个世纪的二胡演奏生涯中,对于二胡演奏,除了那些卧在病榻的日子,她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几乎天天琴不离手。即使她已经成名成家之后,也保持了这种勤奋的状态。哪怕是在一场面对大众普及性的演出讲座,她在后台准备也常常是一拉几个小时而忘记时日与周遭。

1963年,在读高二的闵惠芬参加了第四届“上海之春”首届全国二胡比赛,面对着诸多如鲁日融、黄海怀、王国潼等高手云集摘取了一等奖第一名的桂冠,也一举奠定了她在二胡演奏专业生涯的良好开端。

天才加上勤奋,自然会造就某一领域一流的专家。在这个层面上,闵惠芬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中国当代一流二胡演奏专家的行列。

三、杂家

成为著名二胡演奏家的闵惠芬,并没有满足而止于此,而是一直在积极地思索着如何去进一步开阔其音乐的视野,拓展新的领域。这一思想的源头应该还是始于1974年杨荫浏先生论及阿炳时对她说的一句话“阿炳的肚子里有成千首民歌和民间曲牌,你会吗?”三个字“你会吗”成为闵惠芬立志将中国民间音乐学深、学透的终身激励的动力源头。

于是,当大多数二胡演奏家还都在忙于演奏作曲家新作,乃至热衷于外来移植炫技的二胡曲时。闵惠芬则独辟蹊径,一头扎进民间,广泛向各个民间乐种的音乐家和艺人学习。其实,这样的学历,自闵惠芬在附中学习时期就开始并一直未有间断,她除了学校安排的《民族民间课》,还先后学习了沪剧、二人台、京剧打击乐,向师兄陈大灿学习了一年的四胡演奏。而1975年在著名京剧琴师李慕良先生指导下在二胡上演奏八段京剧老生唱腔,则成为闵惠芬进一步全面且深入学习中国民间音乐的历程的新开端。

从此,闵惠芬广泛学习昆曲、越剧、沪剧、黄梅戏、潮州音乐、广东音乐、江南丝竹、苏南吹打等乐种,而一发不可收。她“北到内蒙、南到海南、西到新疆、东到台湾,行走在祖国大地上,蜂采蜜,她采关。足迹走到哪儿,都要尽力去听当地的传统音乐。”[]不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如在习奏由管子曲改编的《江河水》时,找到谷兴善本人当面向他了解双管涮音手法。在演奏由唢呐曲改编的《一枝花》时,也把任同祥先生“缠”得“唉声叹气”。拉《长城》时,考虑到乐曲的博大精深与沧桑之感,以及与古琴的关联,她又拜古琴家龚一为师,数月期间忘返沉迷于琴乐的世界之中。

在丰富的民间音乐文化的滋养下,闵惠芬把玩其韵味,徜徉其间,还进一步运用这些民间音乐素材改编创作了来自歌剧唱腔的《心愿》、来自京剧的《逍遥津》等八个唱段,越剧的《宝玉哭灵》、粤剧的《昭君出塞》、黄梅戏的《打猪草》、锡剧《双推磨》、琴歌的《阳关三叠》、二人台的《打金钱》等大量的各地风格的民间音乐改编曲。

回溯闵惠芬的艺术历程,我们发现,闵惠芬虽然不是现代西方语境下的专业“作曲家”,但她的确运用了中国传统的方式“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浓郁民族风韵的乐曲;闵惠芬不是民族音乐学家,但她“田野”采风工作量之大亦不在多数民族音乐学家之下。从闵惠芬所行的乐事来看,已俨然超出了一个纯粹二胡演奏家的身份范畴。或换言之,闵惠芬已不是一个单一身份的二胡演奏家,而成为了一个涉及到多个领域的“杂家”,而这个意义层面上的“杂家”,也正是走向大家的重要必备阶段与条件之一。

其实,我们在与阿炳、刘天华的人才模式中比较中也会发现如出一辙的规律。如阿炳的学习亦并不限于道教,凡是有民族音乐演奏,他总要去聆听和学习,曾到无锡演出,他在无锡戏院大门口聆听著名雷琴艺人王殿玉的演奏,苏州评弹艺人张步蟾在无锡演出时,阿炳也总要在书场入口处聆听。他还三次登门,向无锡滩簧艺人袁仁仪学习演奏《梅花三弄》。还经常和无锡的民乐爱好者祝世匡和俞志成、黎松寿等探讨民乐的演奏技巧。没有进过音乐学院的阿炳却在没有围墙的学校里,学高为师,博采众家之长,而使其成为了民间音乐的化身,戏曲说唱等民间音乐的因素都“化”入到他的音乐之中。

无独有偶,立志学贯中西刘天华更是举凡中西乐器、钢琴、西洋作曲理均加以学习:周少梅学习二胡及琵琶沈肇洲先生学习崇明派琵琶的演奏,与票友红豆馆主溥侗切磋京剧,学习昆曲、三弦拉戏等,和澈尘和尚探索研究民间音乐及佛教音乐,赴河南学习古琴,沿途还一路寻访民间艺人,采集各处民间音乐。

三人共同之处在于,都广拜民间艺人与各派名家为师,师承多家多派,博采众长,而成为了吹拉弹唱全面把握,集民乐演奏与创作一体化,而具有中国传统音乐整体经验的大“杂家”。

四、大家

可见,凡成大器大家者,多是在先成为某一方面专家的基础上,而又不止于此。再将自己变成了一块全方位开放的海绵,把古今中外的艺术精华都吸纳个够,再加以筛选、整合。所谓大家者,有容乃大,始于积累,成为大师之所以然。

闵惠芬出身世家,长在江南,在家学渊源基础上又接受了良好的现代学院派的专业教育之后,间师于全国各声腔剧种、民族民间音乐。从而形成了学院和民间的结合,同时亦是西方乐谱文本教育和中国传统口传心授传承方式的融合,造就了闵惠芬新时代的民乐大师的模式,同时也是对阿炳、刘天华模式的共同继承与发展。在当今二胡发展趋工业化、竞技化之际,闵惠芬更是以其大师开阔的历史视野,深入思考中国民族器乐文化本源的深层问题,积极实践其“器乐演奏声腔化”的理念。

就闵氏二胡的演奏而言,淡定从容、激情四溢、大气磅礴,而成大师风范。但二胡大师之成就亦又绝非独独技巧超群使然,还须因“其奇高的悟性、敏感的审美心灵和精湛的演奏技艺将作品意境的本质内核生动地表现出来。”[]

值得强调的是,除了上述的条件与原因,闵惠芬大师的成就还受到其他多方面的影响及其共同的合力作用下而为之。就闵惠芬而言,其中AQ(抗逆境商数)的作用则尤为举足轻重,即人处于逆境中应对的态度、对策,如何化解、逆水行舟,顽强前行。闵惠芬先后6次大手术,15次化疗后,能够再次顽强走上舞台,完成新曲《长城随想》的首演,这些无不显示了她远远超越常人的抗逆境商数。也是其成就大师的重要潜质之一!

此外,闵惠芬在对待中国民族音乐事业方面的敬业精神,也无不显示了一位真正的大师的风范,如1977年元旦在上海文化广场首演《洪湖人民的心愿时》时,连演六场,场场引起观众的齐声大合唱。另一次在江苏的一个文化广场演唱现场,观众们还自发打出了“爱民乐、就爱闵惠芬”的横幅,将闵惠芬与民乐同名,不仅可见闵惠芬强大的群众基础,也显示了人民大众对闵惠芬民乐大师的高度认可与尊重。

大师者,大气磅礴者,深入人心、永存不朽者。

滔滔江水逝者去,

长城万里忠魂祭。

忆得江南哭灵时,

再表心愿泣天地。”

谨以此文、此诗题献给人民的艺术家闵惠芬大师!

原文载于《中国音乐》20143期,有较大删减。



[]刘再生:《琴弦上的梦幻——论闵惠芬二胡艺术成功之道》,《音乐与表演》20114期,第67页。

[]张丽:《闵惠芬“器乐演奏声腔化”艺术理念的考察与分析》,《交响》20121期,第121-122页。

[]方立平《二胡艺术的闵惠芬时代——论闵惠芬二胡艺术及其对中国民乐发展的历史贡献》《中国音乐》20113期,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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